从这些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媒体惯有的通病。他们很少做理性的逻辑分析，而喜欢用一些刺激的、哗众取宠的事例和数字，夸大他们所要表达的事件，从而在读者中造成影响。其实上面的那些数据，有多少是经得起推敲的？谁是“社会问题专家”？他们怎么知道重大未成年人恶性罪案，与孩子为了搞钱玩游戏机有关？就算有一些孩子抢钱之后都用于玩游戏机，从逻辑的角度也属合理：现在有什么东西能够让孩子去玩的？除了游戏机以外，你难道还要孩子去洗三温暖或买套三室一厅的房子？按照这些说法，贪污犯拿了贿赂就去买房产，我们是不是要把地产交易都给禁止了？

媒体另一个严重的错误是以偏概全，不懂装懂。而这种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比前者更为恶劣。

在绝大多数国内的报道中，都把游戏机与赌博机混为一谈。说到电子游戏就离不开赌博，说到玩游戏就离不开“输了多少钱”。国外电子游戏的成就、国外知名的软件厂商，他们说不出一个，能够把DDR说成是中国南方商人的灵机一动，或者把ps2当作是世嘉的主机，他们倒是常常有份。许多玩家所痛恨的正是这种唯恐天下不乱，又主动把水搅混的“记者们”。在这方面，甚至连中央电视台也不能幸免，关于游戏机的批驳搞了不止一次，但什么时候让一个业界人士或者专家说过一句哪怕是客观、专业一点的话？

从来没有。一个DDR就能把这些记者变成刘姥姥，你还指望什么？

记得有一个记者，在报道了DDR新闻之后发了一通感慨，大意是为什么中国人想不出这样简单的东西，为什么又让日本人抢了先？

这个记者不是太聪明就是太傻：任何事物的诞生都要有其土壤和环境的。一个没有电子游戏文化的国度、一个极端鄙视痛恨游戏的国度、一大批不知所云的记者、一群压抑孩子正当需求的家长，在这种环境下，还是解决温饱更现实些！

家长和舆论，从某种角度来说还是可以原谅的，因为他们不懂。但是造成如今电玩被点名批判、并确实造成一些恶劣后果的，则是我们渎职的管理人员。

“今年2月27日，河南洛阳3个六年级学生玩游戏机仅仅超支了2.5元，黑心的游戏机老板金祥武竟丧心病狂地把他们杀害，并移尸荒野，焚尸灭迹。

不少游戏机老板坦言，赚的就是学生的钱。巨大的利益刺激，使得业主想方设法甚至冒险违法经营。无论是经济发达的广州，还是地处偏远的银川，游戏机已泛滥成灾，不少城市到处可见“游戏机一条街”，电子、电脑游戏机室对学校成包围之势。游戏室老板为了赚钱，不择手段招揽中小学生入内，有的游戏机室设有包房，包玩、包吃、包睡，有的代做作业，代给学生打病假条、签家长意见，有的可以赊账，有的采取包干制，交6元可玩一整天，有的明目张胆地写着“上机2元，包夜10元”。游戏内容不乏色情、暴力，还设有一定数量的赌博机，诱使学生沉湎其中。管理不严、执法不严是症结所在。部门职责难分，游戏机室的开办需要公安、文化、工商三部门审批，三证俱全方可营业，可调查发现现在大部分游戏机室证照不全或无证经营，有一城市电子、电脑游戏机室达3000余家，八成是无证经营。多头管理，其结果是形不成合力，哪个部门都不负责。一些业主反映，虽是无证照，但给有关部门交了费，就可以开了。目前，收费的有文化站、街道市容办、基层公安机关以及工商、税务部门，但不少部门收了费并没有管理，或是以罚代管。

沈阳市警方近年加大力度打击游戏厅赌博活动，但是大规模的查禁并没有禁绝这一社会丑恶现象，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，其根源是一些民警与游戏机室有关系，一旦有查赌人员行动，就会有人为不法分子通风报信，甚至有些退休老民警穿着警服在游戏厅负责保安工作。"这些都是记者先生们的公开报道，都是有案可查的。

为什么大多数有关的犯罪都发生在偏远或不发达的城市中？老板的黑心与丧心病狂，究竟是游戏机的错，还是我们管理部门的错？国家不是没有法规，但为什么没有人执行法规？因为渎职而造成的悲剧，难道要无罪的游戏机、要无罪的孩子和游戏机的玩家来承担？

我始终不明白，一个在全世界年销售总额超过100亿美元的经济项目，一个涵盖了高科技和创意的现代娱乐项目，一个在国外人人向往的工作，一个能够满足全年龄对象的消遣活动，为什么在中国--我可爱的中国竟会沦落到如此的地步？为什么我们可以容忍真正有害的烟草，却容不下一个小小的游戏机？？

媒体说：在日前闭幕的中国少年先锋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，少先队员代表们递交的近300份“红领巾提案”中，取消非法电子游戏机厅几乎是小代表们的一致要求。孩子们大声疾呼：不要让我们的心灵再沉重，把我们放飞蓝天，去自由翱翔。

是啊，孩子们说的多好，不要让我们的心灵在沉重，让我们去自由翱翔！究竟是什么束缚了他们的翅膀？难道真的是所谓的“电子海洛因”，真的是游戏机吗？在听到疯狗的狂吠的时候，是不是该真正做些什么呢？

疾笔于二零零零年六月十三日。